兄弟我在民族地区上过几年大学,身边的朋友、同学、老师,大把的少数民族,既然看到了这个问题,我也来说说我的看法。
第一,兄弟看的很准,经济发达程度是判断极端势力,或者说三股势力最重要的依据。因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意味着丰衣足食,生活安定,社会祥和,更重要的是,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教育程度的提升和整体社会的对外开放。存在即是合理的,不能简单地将极端势力归结为某个民族或者某个宗教的问题,但是一个封闭的、贫困的、保守愚昧的社会环境,肯定是极端势力酝酿的温床。
第二,极端势力其实是个社会问题,少数民族内部的不同类型,差距之大绝对超出你的想象。我见过鼓吹民族自强、独立的极端思想大学生,也见过朴实、淳朴的普通少数民族群众。这个区别并不是教育程度、富裕程度所能决定的,任何社会都会有个别的极端分子,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,要把极端分子和普通民众区分对待,不能一棍子打死;要坚决抓住舆论的制高点,不能让这部分人有兴风作浪的机会。
第三,当前国内的民族干部和民族政策已经明显不适应形势的需要,起到了非常坏的影响和作用。在民族地区的管理上,有几个非常大的误区。
首先,选干部看身份不看能力。有些地方为了凸显民族区域自治,为了所谓的干部平衡,将一些不适合那个位置的干部放到了那个位置上,仅仅是因为他的民族身份。这样的干部在开展工作中,尸位素餐都还算是讲良心的,有些大肆贪污受贿,民族影响极坏,做起民族工作来也毫无威信可言。
其次,处理民族问题太过谨慎。据我说知,其实少数民族同胞并不是天生的蛮不讲理,他们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,和现代法治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冲突。聚众施压是社会群体应对政府的天然手段,并不一定就夹杂着什么私货在里面。但是地方在处理的时候,太过谨慎小心,唯恐闹出大新闻,一味的敷衍、拖延,甚至花钱买平安。这样的处理方式,不仅不能解决问题,反而坐实了极端分子的谣言,“政府就是理亏”、“国家就是亏欠我们”、“汉人不收拾不行”、“闹一闹就能满意,傻子才去讲法律”。长此以往,小事拖大,大事拖炸,不出问题才有鬼。
再次,扶贫不利。凭良心说,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入是下了血本的,但是一直处于“授之鱼而非授之渔”的状态。例如,在我上学的地方,我做社会调研去牧区,发现牧民的拖拉机、打草机、饲料膨胀机等设备都是国家免费提供的,电和柴油都不用掏钱,牧民不承担任何税费,受灾的时候还有大笔的救援资金和物资,粗略算下来,理论上收入不低于任何沿海省份的农民。但是问题来了,牧民手里并没有什么钱。受文化程度影响,牧民只会用不会修,坏了就坏了,当废品卖,一台九成新的拖拉机开不响,几百块钱就卖了,生产方式和几百年前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牧区的各项补贴极不透明,固定的农业补贴,基层干部一扣就是两三年,牧民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来收购羊毛、活羊、肉牛和骆驼的,多数都是有背景的奸商,价格压得太低。这样的扶贫,说难听点,就是管杀不管埋,钱扔下去了,有什么效果就不管了。
最后,汉化程度的不一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。有些居住在城市的少数民族,和一些没有自己文字、宗教,文化体系不够强势的,汉化程度非常高。这些人已经深喑各种门道,利用民族政策的各种漏洞,大发民族团结财,甚至不惜坑害自己的族内同胞。这部分人类似于美国出生长大的香蕉人,但不幸的是,鼓吹民族团结、粉饰太平的恰恰也是这帮人,为了利益他们可以毫无底线。这部分人的存在,加剧了少数民族内部保守思想的扩散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担忧,因为真正有良知的人不会希望自己的民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。进一步的极端思想发酵,就转变成对当前政权的不满。而本该起到居中调节作用的民族干部,又毫无任何威信,所以,我敢肯定,如果这些困局不能被打破,单纯的高压和武力,根本不可能阻止极端主义者的兴风作浪,甚至会出现“法愈严而弊愈深”的情况,极端主义彻底转入地下,更加难以防范和解决。